记事时，正包产到户，没赶上树皮糠麸充饥，可父母辛劳的背影、想肉吃的馋劲儿深留于记忆。诚然，包产到户解决了吃饭问题，也仅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尽管如此，耕种收割，哪样能少眼睛。如果进不了城，我的生活将很艰难。
不等上学，家人便给我种下一颗梦的种子：考出去，跳出农门。他们用汗水和期待的目光浇灌着这颗胚芽。这梦虽遥远模糊，但坚定不移。我也没有复制上被人生活的打算。
儿童梦多，也不切实际。一回看完露天电影回来，躺在蚊帐里翻来覆去羡慕小八路的机制勇敢。把梦想说给退伍的舅舅，被他一瓢冷水泼个透心凉，这双高度近视眼让我此生无缘军营。
那就好好读书吧！
好在读书是一件很轻松的活儿，上学到辍学，一直名列前茅，小升初考试，得了个全镇第一。先天高度近视让父母担忧自卑，优异成绩让他们舒眉展怀。父母大清早挑担去镇上完粮，饿到下午方回，一毛的油条都舍不得吃一根，却花了几百块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戴着眼镜骑着车上学放学，人们说，看样子这个湾要出大学生了。
呵呵，你能想到故事即将转折么？厄运不会顾及你的感受，总是毫无征兆地突临，将你的美梦砸得七零八落。两个同学互殴，笨手笨脚的我上去劝架，不料左眼结结实实地挨了一拳，整个下午都睁不开。肇事同学可怜，连父亲都没有，没去追究。随后，粉笔字有了红斑，电线杆弯弯曲曲，像水杯里的筷子。不久，右眼受累，贴着书都看不清。
从同济医院眼科回来，家人头顶垂下重重云团。他们虽没听过网脱和视神经萎缩，但见过手持马竿，后面跟着恶狗和顽童的盲人。他们害怕，也不死心，叫我一面吃猪肝，一面去邻湾打营养视神经的针。
凭借残存视力，往来于打针的路上，似乎没有意识到早晚必将接受黑暗洗礼。
湾里黑货去粮管所当搬运工了，据说是招工。等眼睛好了我也去，要是力气不够就当会计，只要能跳农门，干什么都行。这想法刚一冒头，我就掐断了，粮管所的头儿是黑货叔，不是我叔。
给我打针的医生像黑货，除了黑，还野蛮。给人割包，指着远处说你妈来了，人家刚伸脖子眺望，他一刀下去了；给人挤包，更露出屠夫的架势来。常来湾里的那个女医生，背个红十字保健箱，让人羡慕。一回爷爷眩晕，她给打葡萄糖。我在收音机听过美尼尔综合症的概念，便问她爷爷是不是这病。没想到她居然把病名复述错了。奶奶说他们没去学校，而是短期培训的赤脚医生。这下，我看到了眼前的陆，等眼睛好了，就跟他们学医，也背个保健箱，给村民送健康。
我的眼睛没能一天天好起来，反倒一天天坏下去，几近失明。市民孟做不成，赤脚医也别想了。心中无梦，脚下无路。多少个淅淅沥沥的雨夜，多少个银辉爬满窗台的月夜，多少个凄风卷过的子夜，我苦楚着现在，忧虑着将来。
然而，我到底是个爱做梦的人，不打算向命运投降。我也是个乐观的人，相信东方不亮西方亮。一大早，摸到镇民政办，拉开了跳出黑暗囚井的序幕。
当我看到征文“放飞梦想”时，立即想到：如若遭遇贫困、失败甚或失明，都不能放弃梦想。有了梦想，就有了希望。
你也许会觉得下面的故事不足道，可是，一个农家盲青年，在信息闭塞、举目无助、残疾人事业刚起步的90年代初跳农门，实非易事。那些我认识的盲人，比我大的在搞算命，比我小的在步其后尘。
那天，我等了很久，终于等到来上班的民政办张主任。我壮着胆子提出想学一门手艺的请求，他叫我等消息，我怀着希望跟他告辞。
过了一周，我又跑去找张主任，问他我的事有消息没。如是好几次，毫无起色。但我没有终止我的脚步。一次，也许张主任感动于我的执着，递给我一杯水：市里那加盲人工厂濒临倒闭，好久没发工资了，不然你或许有点希望。我说：我不要工资。只要能学手艺，只要有活儿干，再苦再累也乐意。听完，张主任的声音变得更温和，更带着无奈。
我在家里忍了一些日子，还是没忍住，又去找张主任：我可以去别的盲人工厂啊，湖北那么大，中国那么大，一定有地方要我的！张主任笑了，笑得很开心，像是面对一个天真的孩子。张主任说：恭喜你有学上了！开学你就去报名。这是一所给盲人提供学习中医按摩技术的学校，毕业后安排工作。
我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么！见我傻愣在那里，张主任重复了一遍，我才回过神来。
我喜出望外地跑回家，把这梦一般的喜讯告诉家人，他们惊喜交集。我又开始做梦了：学技术，安排工作，不就能跳出农门么！欣欣然接上那个断裂了的梦。眼前越来越暗淡，心中却越来越亮堂。
优异的成绩让老师特别关注，也让我对未来信心满怀。
“康复大楼没能盖起来，你们的工作暂时安排不了。”声音很轻，但胜过惊醒春梦的雷霆。
怎么办！
虽说我国确定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了，但绝大多数人依旧想靠个单位，我亦是如此。亮堂的心里又黯淡了下去。盲人按摩当时还是新鲜事物，家人担忧起来，不放心我自主创业。既然没单位要，咱就不等不靠不要，我把手一挥：放心吧，一边干一边学，只要疗效好，不愁没人来！家人在无奈和期待中筹备开业。
1994年10月，即我毕业三个月后，一间低矮的棚子，一方搓衣板大小的招牌，一张按摩床，一张稚气的脸庞，承载者我的梦想。
那是一段难忘的日子啊！临近晚10点，弟弟说：哥，油没了，面也没了。我镇静地说：再守守。我们快要大失所望的时候，救星来了，喷着酒气、摇摇摆摆地来了。我将收的5元钱转手交给弟弟，嘱咐他装进深口袋。别小看这5元钱啊，有了它，就不担心明朝揭不开锅。最初几个月里，这种窘境上演过几次。但我未曾失望，总寄希望于明天。
市场经济的春风从沿海吹到了这个内陆城市，开店、办厂，不亦乐乎。人们的钱包鼓起来了，我存单上的数字也不断增长，还做着买房梦。
1997年，我的户口迁离农村，成为市民，妻子的户口随后也迁了出来。
年轻读者也许不理解当时人们何以那般看重户口。那个时候，有的女孩为了转为城市户口，不惜嫁给智障者。
然而，一本非农户口，怎解心中烦忧！租房麻烦不说，女儿只能在所租房间玩耍；逼仄的空间令妻子烦躁，不免羡慕有房人。为了女儿快乐成长，为了妻子开心踏实，要尽快实现买房梦。
我早起晚睡，一有空就钻研专业，认真对待每一个患者，慕名而来者越来越多。虽然坚守低收费原则，可不断增长的业务量使得收入逐月攀升。终于在千禧之年，一家人搬进了自己的新房。至此，我一波三折的市民梦宣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