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下班，拿着盲杖走在巷子里。
“哗啦啦，哗啦啦”，巷子转弯的地方，一辆三轮车跟我擦肩而过。啪的一声，人没有事，盲杖却飞出去了。
我惊魂未定，循声把盲杖捡起来。盲杖还挺结实，进口的就是不一样，没段，但变成了罗锅。
三轮车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并且一只有力的大手握住了我。
一个浑厚的声音对我说：“没事，我认识你，咱找她说道说道……。”
“你是？……”
“我是卖肉的老郑。”
又一只有力的手握住了我，一个沙哑的声音对我说：“这棍子都弯了，要找她赔……。”
“你是？……”
“我是修鞋的老丁。”
又一个女人的声音对我说：“这可怎么得了，差点把人撞着了，人家看不到哎。”
这个声音我知道，是卖傻子瓜子的老板娘。
一个，两个，七嘴，八舌……各种脚步声和说话声汇聚了起来，向我这边涌来，又向那骑三轮车的人涌去。
老郑说：“他看不到，你还看不到啊，差点把人家撞着……”
老丁说：“他走路拿着个棍子，一看就是个盲人，这下棍子让你撞弯了，你看这怎么办……”
卖瓜子的老板娘说“多可怜喔，多不容易喔，咱们都不能欺负他喔……”
这时候骑三轮车的人说：“我……我……我着急送垃圾，真没注意，这……我，唉，对不起，对不起……”
这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个善良的女人的声音。这个声音很沙哑，这种沙哑的声音中透露着苦难的生活所带来的磨难和苍凉。这个声音还显得有些胆怯。
我说：“你骑车能不能注意点，我还拿着根盲杖呢，幸亏没有撞着我，可惜这盲杖……”
“是啊，用不了了，让人家怎么走路啊！陪吧，陪一根，直接赔钱吧……”。人越聚越多，七嘴八舌更加的七嘴八舌了。人群很热烈，很有那种举着拳头大义凛然、为正义奋不顾身的味道。
修鞋的老丁问我：“你这跟棍儿多少钱……”
我迟疑了一下说：“大概两百元吧，是进口的……”
老丁继续说：“听到了没，两百元进口的……”
卖瓜子的老板娘说：“多可怜啊，看不到，要多赔给人家点……”
卖肉的老郑终于拍板了：“赔两百元吧……”
“什么？两百元！我一天收垃圾才……能不能……我不是故意的……求求你们……”收垃圾的女人声音显得更胆怯了。
“两百，就两百！不然你去买一根一模一样的来……这点钱拿不出吗？赔……赔……赔”，各种声音，各种指责，此起彼伏。
整条巷子的人都被吸引了过来，把我和骑三轮车的女人围在了中间。有群情激愤者，也有默不作声者——吃瓜群众总是处处可见的。
我突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没错，我是受害者，或者说我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弱势群体，但此时此刻却有点可怜起这个女人来。
难道这么多人站出来为你主持公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是的，的确如此，但是此时此刻，我很尴尬，尴尬得什么也说不出，尴尬得如同被道德捆绑在了原地，于是只能配合这种正义继续“尬演”下去。
我终于开了口，但声音很小，“不用，不用……”
但我的“不用”，是我“个人的不用”，不是“大家的不用”。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就被涌动的人群声淹没了。
人声此起彼伏，如一股浪潮裹挟着我，也裹挟着那个骑三轮车收垃圾的女人。
我们两个都处于风口浪尖，处于旋涡中心。我们是这一场争端的两个主角，但主角现在却只能把舞台让给了人群。
“能不能赔的少点，两百元，实在是……”女人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
“我是外地人，找点活挣点钱，天天在这里收垃圾卖垃圾，你们认识我的，我真的没钱……”女人开始哭诉。
“不行，该多少，就多少……”人群继续。
我突然不再尴尬，大声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一个人群里的声音喊着：“那不行啊，总要有个说法。”
又一个人群里的声音喊着：“那就去找警察吧，旁边就是派出所。”
人群里的很多人都喊着：“去找警察，去找警察，把她交给警察”……
于是，纷乱的人群，各种脚步声，如百足虫一样跟在我后面。这样的队伍，既是护送着我，又押送着这个收垃圾的女人。
警察叔叔劝退了人群。老郑走了，老丁走了，卖瓜子的老板娘早就走了。那样的人群，各种脚步声，又跟百足虫一样的也走了。
最终决定，骑三轮车的女人赔偿我一百元。但我说：
“一百元不用赔了，。其实我根本没想陪，只是大家……”
警察叔叔笑了，说：
“赔还是要赔的，你看赔多少吧……”
我想了想说：“20元吧……”
骑三轮车的女人也笑了，塞了一张20元的钞票在我的口袋里，有点羞愧的也走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在绣花巷里，时不时我还能听到那“哗啦啦，哗啦啦”、收垃圾的女人骑着三轮车的声音。也依然会再碰到老郑、老丁，还有那卖瓜子的老板娘。那天的争端似乎跟没有发生过一样。
那样的一场争端，作为受害者的我却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作为犯错的收垃圾的女人却有点受害者的味道，而对于那些人群呢，他们也是为了正义，似乎也不能去指责什么。
不过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那天，把收垃圾的女人换成一个开着上百万豪车的大老板，就不知又是一种怎样的情景了。那样的我会怎样，那样的人群会怎样，那天的正义又会怎样？还会让我那样尴尬吗？想着想着，那种尴尬似乎又来了，我只好笑笑，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