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伦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年前我写过一篇读后感“生命的内涵”。几年过去，我越来越觉得那篇短文只说了我一半的意思，所以在这里续写“生命的内涵”，打算把我当时没能认识到的另一半意思补上，说完整。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海伦的著名自传，作者用生动的故事，优美的文笔和丰富的想象，讲述了自己童年与青年时代抗争厄运的经历。海伦一岁半就因病双目失明，两耳失聪，但她用“忘我就是快乐”来克服生理缺陷造成的精神痛苦，笑对人生，创造了一段震惊世界的奇迹。她七岁起接受教育，从此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她求学伯金斯盲校、莱特·河马分聋人学校、坎布里奇女子学校和拉德克利夫学院，以惊人毅力和非凡智慧掌握了英、法、德、拉丁和希腊五种语言，视书如命，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她丧失了视觉和听觉，却热爱生活，亲近自然，对周围充满好奇。普利茅斯夏日的海滩，塔斯卡姆比亚家乡秋季的山林，新英格兰冬天雪后的茫茫田野，无不经她敏锐的指尖，在她头脑中拼接出一幅幅美丽绝伦的画面。
每一位读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人，都被海伦身上那股迸发的活力和飞扬的激情所震撼，被她发愤图强身残志坚的品格所征服，被她好学而又自信的气质所感染。是源于天性的倔强和不屈服厄运的本能，给了海伦改变命运的力量，战胜常人不敢想象的困难，到达了灿烂的云端，蓝天的深处，生命的顶峰。这是几乎所有读者的共识，也是我那短文反应的核心主题。但现在重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发现我的认识是欠缺的，不完整的。
倘若能换个角度，跳出束缚，我们不妨大胆直面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请海伦搬家离开美国，移民去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安家，她的命运会如何？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探讨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事物。两千多年前睿智的晏婴出使楚国时，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淮南的橘树移栽到淮北，结出的果实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而在民间，更流传着不少形象反映环境与事物关系的生动谚语：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挨金是金，挨玉是玉，靠着金銮殿长的是灵芝草，靠着茅房准长狗尿苔。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个道理，突显了环境对事物强大的塑造力。一件美好事物，如果失去了能孕育它的特定环境，就永远表现不出它的价值。事物如此，人又何尝不如此？把上述结论袋入我们刚才的问题，恐怕会得出一个违背我们意愿的结果：海伦如果降生在世界另一个地方，虽然还是那个海伦，但绝不是我们今天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读到的那个海伦，也许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生活在阴影下的普普通通的残疾少女。
海伦所生存的环境，就是当年的美国社会和美国人民。仔细研读她的自传，我们发现海伦提及了太多与她有过接触的人物，他们直接或间接对海伦的成长起过作用。沙利文小姐的贡献自不必说，海伦每一丁点儿进步，背后就有沙利文小姐千倍万倍的付出。电话发明人贝尔博士，伯金斯盲校阿纳格诺斯校长，布鲁克斯主教，也给海伦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而那些小人物，比如房东、邻居、朋友、家庭教师、学校教员、列车长和戏剧演员等……都以不同形式帮助着海伦。正是这么多人的关爱，串联起来，扑救了一条海伦通往成功的路，构筑了残疾人事业健康发展的坚实基础。
衡量一个残疾群体的生存状况，应该考察他们的幸福指数。在美国，作为重度残疾的盲聋人的幸福指数普遍很高。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有福利制度，有参与社会的强烈热情。政府拨巨款修建了海伦·凯勒国家中心，专门训练盲聋人的职业和独立生活技能，创造条件让他们融入社会，培育残健共处的和谐气氛。我认识康涅迪克州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是盲聋人，一生独居。年轻时在光明之家福利厂蹬缝纫机。退休后，她周末去教堂，狮子会义工定期陪他购物，和别的盲聋伙伴一道聚会联欢。每次给我写完信，善良的邻居主动帮她跑邮局投寄。康涅迪克州的冬天很冷，大雪常常封路无法出门。她就坐在壁炉前，给非洲国家饱受战乱的孤残儿童编织手套，托人送到红十字会。念着信，我仿佛看见了她那张被熊熊炉火映红了的慈祥的面容，看见了那挂在脸上幸福的微笑。
这样的幸福感，来自对自我残疾的认同和体现价值的渴望，来自千千万万相识或素不相识的人们用温暖的手撑起的一片广阔天空。天高任我飞。既海伦之后，又涌现出了罗伯特·史密斯达斯和吉瑞亭·劳和恩，都是美国民众崇拜的精神偶像，他们的光辉事迹堪与前辈海伦媲美。
因此，一个重度残疾人，若想活出自信与魅力，不虚度光阴，那除了要有股志气，树立理想外，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的支持，《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如此，平凡人亦如此，二者不能分割，不能孤立存在，主客观因素只有紧密结合，才算构成了生命内涵的完整定义。
写道这里，我不经有些儿感慨。我也是盲聋人，两眼一抹黑，交谈借助大功率助听器。查遍资料，找不到我的残疾类别，百度一下，也竟是些不相干的搜索结果。好心人把我划入了“耳朵有毛病的盲人”行列。贴上了这样的标签，感觉就像是另类，在芸芸众生中，我时时刻刻记得自己是个“耳朵有毛病的盲人”。
但我从来就不是个认命的人。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点燃了我胸中战斗的火焰。一杆盲笔，十个手指，我摸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十年磨砺，出版了个人文集和两部长篇译著，令有20余万字的原创和译文作品发表。周围人开始理解并接受我的残疾，亲切地称我“苏州的海伦·凯勒”。如今我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已经不必拄着盲杖踉踉跄跄在车流的夹缝内摸索前行，其实什么声响都听不见，取而代之有志愿者全程陪同，开会也有专人同步翻译，一路绿灯，关爱无限。回归主流社会，被这样的暖意笼罩，被这样的呵护包围，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堂堂正正做人的尊严，可我却真的轻松不起来。
从吉瑞亭·劳和恩自传后记的一封私人信件，透露了我们有盲聋人两百万。两百万，一个沉甸甸的数子，无言地提醒世人他们徘徊在社会的边缘。爱是希望之光，爱是幸福之源。有首歌词唱得好：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如果将这一点爱拿出百分之一来关注这个不为人知的群体，世界起步更美丽。
观念的转变需要时间，需要勇气。我对我的弟兄姊妹充满信心，他们摩拳擦掌，等待历史的东风站上时代的舞台。共和国六十年行程，残疾人事业翻天覆地旧貌换新颜，这让我们坚信，一个腾飞的中国，一个昂首阔步前进的中国，一个博爱之光洒满神州的文明中国，必将带来包括盲聋人在内整体残疾人事业的伟大复兴。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期盼着看到那一天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