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参加工作那阵儿，我喜欢写点小文章，写出来一刹那激动得不行，就想马上发出去，得到杂志社或者报社编辑的发表认可。那时候，根本不管写得好坏，感觉能写出来就应该是个作品，是作品就得投稿。
尽管十分渴望投稿，心里其实并没有多少底气。每一次去邮局，我总要前后左右看一看有没有熟识的人，就像电影里地下党去接头一样，观察周围是否可疑的熟人，方才快步往营业厅走。刚挑门帘进去，恰好与一个熟人碰了个对面，人家还没开口问什么，我自己倒先红了脸。那人问我：“又投稿呀？”我忙支支吾吾地说：“不……不……”。
柜台里戴大盖帽的营业员瞧见我进来，方才还是一脸的喜色，不知怎么立刻阴沉下来了，他放下手里一本花花绿绿的杂志，显得很不耐烦地问：“寄挂号还是平寄？”其实，他晓得我每一次投稿都是平寄，只不过是出于职业习惯随口一问。真的，清贫的写作者是寄不起挂号的，加之我寄的几万字小说超重了，挂号费更贵。为了订阅各种文学杂志和投稿，我每个月都要花去工资的一大部分，怎还敢在投稿这事情上奢侈地寄挂号呢。
回到学校，我就开始默默等待好消息了。那种翘首企盼的等待是漫长而煎熬的，投寄出去的稿件往往十有八九黄鹤一去不复返，从此石沉大海。
那时候，我在县城的一所中学里教书，每天一到报纸杂志送来的时候，我都要急不可耐地下楼去传达室瞧一瞧。传达室负责收发的是个叫东胜的跛脚后生。东胜比我稍大几岁，他除过收发报纸，还要负责打铃、烧水、打扫院子。东胜小时候在窑顶子上摔下来过，不光腿脚摔坏了，那脑子也摔得有了毛病，眼斜嘴歪，整天哼哼唧唧乐不可支，平时跟谁都嘻嘻哈哈，尤其喜欢与我说笑。他本来说话嗓门就大，而且还含糊不清，平时因为听久了，一般话也不至于听错。可是，那天因为我盼信心切，竟然鬼使神差听错了，让我出了一个大洋相。
那天，他见我从楼上下来，当着院子里很多人的面，老远就喊：“喂，快来领你的稿件！”我把稿件听成了稿钱，这两个字在我们那里方言读音完全一样。我一听来了稿钱，当即兴奋起来，就像范进中举似的直端往传达室跑，一边跑，一边还快速地在脑子里搜索，是哪一篇稿子真的破天荒的发表了！院子里的同事，看到我兴高采烈的样子，有人便故意扯着嗓门叫喊道：“呵，你这回总该请客了吧！”我瞧着他们冲我又喊又叫眉开眼笑的神情，激动地连声说：“好，请！请！”
可当我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传达室门口，看见东胜递给我的不是稿费汇款单，而是一家杂志社的退稿信。我那颗正被“来稿钱”激动得澎湃万分的心，恰似当头被泼了一瓢凉水，立即从头凉到了脚。当着那么多的人出了洋相，简直颜面扫地，把我囧得无地自容。这样的恶作剧其实已经不是第一回了，当时我想这应该是最后一回。
为了防止再发生此类闹剧，之后，我每投一篇稿件，总会在后面附言：如不采用，请勿退稿！
1983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在地方上的一个杂志上发表，收到了八元稿费。当看到我的大名工工整整被印成了铅字，还有那八块钱的稿费，快抵得上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了，我心里充溢着一种成就感，喜滋滋地美了好几天。
后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投稿都是发电子邮件，当然再也收不到那些大大小小手写的或铅印的退稿信了。即使偶尔收到杂志社寄来的一封邮件，也是杂志社寄来的样刊。现在，手里捧着一本本几十年前热心向往过的文学杂志，还有稿费单，却再也寻觅不到从前那种惊喜和激动的心情。只是对收藏的那一封封依旧散发着油墨香味的退稿信，珍爱有加。时常会拿出来读一读，内心里五味杂陈，既感慨年轻时的无知可笑，也有对过往岁月的留恋和回味，甚至对自己当年曾经有过初生牛犊不怕虎那股子劲头，充满敬畏和感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