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声明：笔者在标题中用了一个“扎眼”或说“刺耳”的字眼儿，并非为博眼球而标新立异；更非歧视盲人兄弟姐妹。笔者自己也是盲残人。在此使用这个字眼儿委实是有感而发，。
若是在五十年前，这声明似嫌多余。那时的盲人大多时间闷在家里。不要说读书看报，就连听收音机的条件都很难满足。扎眼的看不见、刺耳的听不着，自然不会因此产生纠葛。现在可不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小康生活走进了千家万户。盲人们也一个个白天拄着“银手杖”、挎着“随身听”，挤个场子就唱歌；晚上还要三十一“群”、五十一“圈”的在网上高谈阔论、你唱我和的。这形势下，我却把一个早已被时代“屏蔽”了的字眼儿切换到台面上，当然须解释几句。
我第一次跟盲人密切接触，是在1985年，那时我的视力还“健在”呢。当时我在炼钢厂宣传部工作。那个年代全国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鼓劲加油， “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教育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我们公司组织“四有”演讲比赛。厂领导让我参赛，并指定让我宣传一位王姓工程师的事迹。当时我厂正在进行技术改造。王工是这方面的专家。但他因患眼疾已双目失明。听到厂里搞技术改造，王工不顾家人和同志劝阻，每天推着自行车当拐杖，贴着马路边步行进厂，跟大家一起讨论设计方案。在家里，王工让妻子为他读相关资料。还让妻子将一些必要的图形按比例用硬纸板剪出模板。王工就摸着这些模板画图、计算。凭着他深厚的专业功底，挑起了技术改造的大梁。
我去王工家采访，在楼院里向几位居民打听王工的住处。一个小男孩在旁边抢着说了句：“你找推自行车上班那个瞎子呀……”。一位大妈“啪”地一巴掌打断了他的话，并客气地告诉我王工的住处。进了王工家寒喧之后，我在王工身边坐下来，听他讲述如何克服困难搞设计的事。当他说到那些模板时，我忍不住悄悄站起身去写字台前抚摸、对照。王工还在冲着我刚才坐着的方向说话。忽然问了句什么，我随口应了一声。他猛然转过头朝向我站立的方向，脸上现出一种惊谔、茫然、尴尬的神情。我的心猛地一缩，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忙坐回王工身边，握住他的双手说：“王工，对不起。听您说那些模板，我想看看，又不想打断您，就……请您原谅！”王工使劲地回握着我的手摇了又摇。忽然抽出手拍了拍我的肩头，说：“小刘啊，我不怪你。是我有些失态了，你也别怪。你看我干起工作那么狂热、那么要强、自信。可是，你却很难理解一个瞎了眼的人那份苦恼，那种脆弱、自卑呀！”他说着，混浊的眼中涌出大滴的泪。那天，我怀着强烈的负疚感离开王工家。后来的几天，也是怀着沉重的“赎罪”心赶写稿子。直到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我又参加了演讲团在公司巡回演讲，王工的事迹传遍了全公司，我的负疚感才逐渐缓解。
我第二次跟盲人、还有其他残疾人密切接触是在1991年。那时，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福利厂”。真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我们公司下属的厂矿都有了“福利厂”。那年，民政企业公司组织庆“七、一”文艺汇演。我们厂的福利厂请我去帮助编排节目。我在残疾职工中采访时，注意到很多人都说到了自己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全家人的喜悦、激动和对自己能够自食其力的感慨、自豪。我以他们的故事为主线，写了一篇诗朗诵《感谢你，妈妈！》，并配了一首自编的小歌。需要几位伴奏的，就去找常在一起玩的艺友帮忙。找到其中一位时，他一张口冒出一句：“你怎么跟那些‘瘸瞎滚蹄’的混一块去了？”虽然是因他跟我特熟才口无遮拦的，还是让我十分不快。我尖刻地回敬了一句：“要是你的兄弟姐妹中有一个残疾人呢？”那位赶忙解释、道歉。但到底我还是没用他去伴奏。
演出那天那位艺友也来了，远远地在观众席后排看。我装没看见他，只在这边指手画脚地照看、提醒我们的演员。
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当两位主讲人以充满激情的呼唤“感谢你，妈妈”结束朗诵，随着后台高亢、激昂的呼唤应合，几十位拄着拐杖的、摇着轮椅的、还有戴着墨镜由工友引领着的合唱演员在激情的鼓乐声中上场。全场观众、包括全体评委也打破惯例起立，合着鼓乐和歌声鼓掌。歌声刚停，观众纷纷自发登台跟演员们握手、搀扶演员下场。
那位艺友从后面赶过来帮我们整理乐件，搭讪说：“你那些朋友演得真不错。”我并不领情地白了他一眼。他立刻又补充一句：“那些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就别‘记仇’挑我的字眼儿啦！”
那次演出把我和残疾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拉得更近了。不过，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2006年5月─我退休还没到半年呢，我的久病积深的眼睛突发病变。虽经多方治疗还是无力回天。我成了二级盲残。
我一向崇尚乐观向上的人生。我调整了自己的晚年生活计划，让自己融入老年文艺娱乐的队伍。凭着自己多年的“积淀”，很快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圈”。
一天傍晚，我们的活动刚开场，观众圈忽然一阵骚动。一位姓郝的歌友在吼着什么。忙摸索过去询问。原来，一位歌友跟小郝谈起我们这个“圈”时，开玩笑不经意地说出了“刘瞎子”这个字眼儿。小郝立刻急了：“你什么玩意儿？人家每天义务为你伴奏，不图你说个好、道声谢的。怎么还这样称呼人家呢？！”引起观众也七嘴八舌起了哄。我安抚一下那位开玩笑的歌友，又向小郝和大家道谢。活动继续进行。我的心里却如汤沸、浪涌般的，好一阵子平静不下来。
我爱好写作。失明后也常借助各式助视工具搞点小“创作”，特别是对 “残疾圈”、盲人兄弟姐妹的事十分留意。
2016年秋，听一位女盲友讲起她的故事。她三岁时就双目失明。刚坏了眼睛时，她一天不知多少遍哭着问爸爸、妈妈：“天怎么还不亮？”失明前常 “咿咿呀呀”跟着妈妈啍小调的她，失明后一度自闭，沉默寡言。直到她被送进盲校学习，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笑容才回到她的脸上，歌声重又飞出她的喉咙。她从盲校毕业时，正是我国残疾福利事业迅速发展的年代。她和她的同学们成为我市专为培训盲人就业建立的盲人按摩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后被安排到盲人按摩院工作。现在她已经退休了，享受着跟健全人同样的退休待遇。提起当年的事，她依然激动不已、泪流满面。
我很快写出了演讲稿《我们的眼前很亮、心里很甜！》，也编配了一首小歌：
“我的眼前很亮，我的身上很暖。
走过了秋霜和冬雪，走进了春天。
我的眼前很亮，我的心里很甜。
党的阳光照耀着我，未来霞光灿烂。
亲爱的爸爸妈妈，请不要再挂牵。
女儿的眼前很亮，身上很暖。
亲爱的党啊，幸福的源泉，
我们的眼前很亮，心里很甜！”。
在市残联举办的文艺汇演中，我在台前演讲，那位女盲友在幕后配音，并在最后登场主唱。这个节目受到一致好评，并被市艺术中心改编为情景剧上演。那段日子里，艺术中心那些国家一级、二级演员、包括导演都亲切地称那位盲友为大姐，尊敬地称我“老师”，让我们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好。
后来，我又连续写出几篇盲人兄弟姐妹的故事。每逢亲友或同学聚会，总有人跟我说：“哪天把你那些兄弟姐妹请来，给我们演一把！”那诚恳，那热情，让我的心里甜丝丝、暖烘烘的。
党的十九大后，我多次被请到“社区大讲台”宣讲。今年3月，又被我们立山区委聘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 “轻骑兵”成员。面对这份荣耀，已经年近古稀、又是盲残人的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撸起袖子加油干，挺起胸脯铆劲儿活！到本世纪中叶，我还要跟我的兄弟姐妹一起、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去见证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呢！